一位代课教师的人生答卷_高校之窗|中国高校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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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代课教师的人生答卷

中国高校之窗

他和家庭:忠孝之间

父亲在弥留之际嘱咐王建林三件事情:种好庄稼,照顾母亲,办好学校。王建林道歉说没有尽孝,父亲说把村里孩子教好就行。

22年间,王建林的月薪从40元蜗牛般增长到200元,但分享这点收成的不只他一家五口,还有大哥留下的两个孩子。“作为一个男人,我很惭愧。”王建林常自责于让家人生活得太苦了。他没像别的代课教师那样因生活的艰辛而兼职打工,一是眼睛不允许,二是多少觉得有辱斯文。他和妻子张英芳揽下了一单织地毯的活儿,供某款豪华轿车乘客踏脚之用。

密密匝匝的毛线让他几乎把眼睛贴到了梭子上,时间一长就流泪。老伴制止了他的这个自残行为,把他推到屋外。

南方周末曾在2005年和2008年报道西部代课教师,发现代课教师们是“村里最穷的人”。有些边远地区,一些代课教师甚至数十年拿着40元月薪度日。同工不同酬现象虽广被批评,但仍无助于改变他们被歧视的命运。

桀骜不驯的王建林不以为意。在外打工的弟弟送给他一套西装,他喜欢这种穿戴整洁的感觉,廉价皮鞋也一擦再擦,“人可不能自己看低自己了,我是村里两代人的老师。”

王建林的家处在山坳深处,门帘已被寒风撕破,墙壁的图案也斑驳难辨。面对家业凋零,农民王建林和教师王建林时常陷入对峙和矛盾,“这个家,我亏欠太多。”

王建林的父亲逝世于1996年盛夏。此前老父已常常抱怨腹部发胀,王建林以为只是胃病,直到放暑假才用三轮车把父亲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只剩下一个月。

从县城回来,父亲开始吐血。王建林陷入内疚和恐惧,瞒着父亲偷偷做了口棺材。老人早已觉察时日无多,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子三件事情:种好庄稼,照顾母亲,办好学校。王建林道歉说没有尽孝,父亲说把村里孩子教好就行。
而另一个同样炎热的夏天,突发心肺病的母亲也在呼吸困难中痛苦离世。再后来,由于无暇照顾,女儿的癫痫症越加严重,最终影响了智力,18岁还在上初一。

王建林带着妻儿离开空落落的家,住进学校。村民们回忆,开学的时日,每天傍晚,都会看到这个瘦削的男人带着一行孩子穿梭在沟壑田野间,夕阳把他们映照成一支喧闹而豪迈的队伍。“没有王老师,娃娃们将来还是泥腿子的命。”一位村民说。

2007年8月,由爱心人士出资,王建林出地的新常山小学落成。它坐落在村子北端的山顶上,由此真正成为一处地理和心理的制高点。正式开课的那天,王建林和孩子们在平坦干净的夯土地上追逐奔跑,笑声、欢呼声交织着旧喇叭中的轻音乐,响彻山野。

他和“他们”:幸存者,遇难者

“现在清退了,算是(对代课教师的职业生涯)判死刑了,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纵使在尊师重教的“状元县”会宁,代课教师也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这里,政府每年将过半的财政支出投放于教育,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和惊人的升学率,但和西部大部分地区无异,这里的代课教师仍处在没被关注的角落。

据会宁县教育局统计,会宁自2007年以来已有158名代课教师离岗,剩余的771名也将采取“个人自愿,政府补偿”的原则清退。然而补偿标准官方却不愿透露,“主要是钱太少,不太好说。”当地一位教育官员说。

这与该县在2004年进行“代转公”尝试时的勃勃雄心大相径庭。当年177名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获得转正资格,但3年后,这个曾广受赞誉为“会宁创举”却以“流产”告终。“我是幸存者,但站在无数个遇难者身上。”王建林说。1995年,他曾成功通过一次“代转公”考试,但核对个人档案时却发现他一直顶替着大哥的名字,这成了王建林教坛生涯的一次回光返照,此后由于学历问题,他再也无缘转正。“过去等‘代转公’,感觉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现在清退了,算是判死刑了,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这让王建林感到无助。清退政策出台后,一位乡教委干部曾征询过他的意见,是否愿意自动请辞。王建林倔强回绝,说不花钱干也行,“就当我是一名教育志愿者,我死而无憾。”

1月17日,王建林穿上皮鞋,到10公里外的香林村探望代课教师王映斌。他们相识于2年前一个复式教学研讨会上,后成为同命相怜的至交。

王映斌的院子晒满了玉米粒,但丝毫没有丰收的喜悦——他的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整天呆坐于床上。为养活一家五口,王映斌下课后就到乡上工地做苦力,然后连夜批改作业。

王建林心痛好友的劳苦和师道尊严的沦丧。王映斌随后说起几个自动请辞的代课教师,他们成了农民工,但工资却是教书时的10倍。王映斌说实在没辙了,那也是条出路。现场陷入了沉默。

回到家,王建林表情沉重。窗外大雪铺天,王建林加炭取暖,陪坐南方周末记者至深夜。还说起了2007年被邀去北京的往事:

一个慈善组织邀请了包括王建林在内的数十名乡村教师集中首都培训,以提高西部教师队伍素质。在一次交流会上,一个以嘉宾身份出席的律师得知有代课教师在场,不留情面地问主办方:“都要清退了,为什么还要花钱培训他们?”这挑战了王建林的尊严,他抢过话筒回敬:“你可以把教师分三六九等,但孩子是平等的,他们都需要教育。”

沮丧中的王建林随着浩荡人潮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我看着远处的毛主席像,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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