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些陈旧的说法持久地被用作新作品的包装，比如“公路小说”。我愿意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这种省事的做法：大概我们的想象很难超出历史和文化给定的框架。
说来奇怪，每次听到“公路小说”的说法，总是会想起余华很久以前的一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小说里有个年轻人兴致勃勃地出门上路——的确是一条公路，碰上些寻常的不靠谱的事情。小说篇幅很短，题旨含糊，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余华的处女作。我猜想，含糊的主题也许正是这篇小说的特别之处——和这篇小说里的年轻人比起来，上世纪80年代甚至1949年以来的一切青春，都显得过于主题鲜明了。
当然，韩寒的新书《1988》更接近“公路小说”的意思。一个年轻人开着一辆老爷车，沿着一条风景严重雷同的公路前进，第一次投宿就遇上了一个怀孕的小妓女。由于从生育到抚养子女的成本众所周知地高昂，小妓女深感在中国做一个未婚妈妈责任重大，诚恳地邀请年轻人光顾自己的生意——随后的故事极其有趣——我不能用“荒诞”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韩寒写下的情节。他笔下的故事毫不荒诞，因为“公路小说”的特色在于面对而不是超越现实。
关于韩寒的写作，说的人已经很多了。和他的小说相比，我更喜欢他的博客。他在博客里常常提到他的一位同学，这个同学没能像韩寒那样成功，而是在故乡上海郊区过着普通的年轻人的生活，通过贷款买了房，骑着电瓶车在家附近的化工厂里上班。生活的压力无处不在，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说，生在1980年后的年轻人的青春岁月，并不比他们的上辈人更自由。韩寒的讽刺是巧妙而尖刻的，这让我想起已经很少被提起的一种文学传统，一种关于青春的写作。
二
自五四以来，文学已经改变了向来是“小道”“消遣”的命运。作家占领了文化领域的制高点，他们不但要追寻和探索人类情感的诸多变化，还参与实际社会问题的讨论，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变革意识，甚至改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受过起码教育的阶层通过文学来了解现实社会。这种现实功能，在1980年代发挥到了极致，其时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被压抑的一批文学创作者喷薄而出，他们忙着用各自的笔来回应刚刚发生的这段特殊历史。其中知青一代人笔下压抑的青春尤其醒目。
一系列知青作家关于青春的作品，在出版界和影视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原因不只是文学作品的稀缺，也在于关于青春的叙事永远处于文学表达的中心。从浪漫的角度讲，知青用10年的青春走完了“汗水和泪水、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交杂的“蹉跎岁月”——这是作家叶辛的名言，而在另一位知青王小波的小说里，这10年纯属浪费。年轻人被唤醒的性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无能为力，社会和政治氛围则误导了他们的成长——尽管少数特立独行之人——如王小波笔下的王二——找到了成长和自我发现的方式，但这种方法极其凶险。用他的一个著名故事（《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说，那意味着要将自己暴露并保持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不管我们如何评价他们的作品，知青作家在回忆往事时的分裂，是1980年代的时代气氛的真实写照：作家位于社会政治的一块切面上，他的探寻——不管是针对人性之谜，还是针对历史之谜———都代表了时代精神中最尖锐的一面。
当叶辛从下放地贵州（在离开之前，他已经成了该省级作协的负责人）回到上海——他的故乡，一个努力重新恢复辉煌的商业中心，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时间已经到了1990年代。某种程度上，从那时候开始，上海就代表了20年来中国变化中最容易看到的一面：无处不在的物质繁荣，而生活于其中的人却开始受到增长速度过快带来挤压和阶层分化的压力。
这也是1990年代中国大多数城市生活的一个缩影。这种压力促使文学界做出了呼应现实的最后一次集体努力。但随着1990年代中期“新写实主义”的落潮，中国作家离开了舞台中央，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内缩——他们日渐甘于接受自己趋向边缘的位置。这次努力距今将近有20年时间了。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变化在人类历史上都属罕见，中国的作家却在这段历史面前表现得信心不足。“文学不再重要”，不止一次，作家们公然以这样的说法回应读者的期待。以书面语言描写和调和人类感情的新形式并没有发明出来，但显而易见，中国作家失去了直面和评价现实的能力和雄心。
由此带来的后果，我们不能指望从小说、诗歌和戏剧中重组过去20年的中国历史，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无法从其中去探寻中国人的心灵变迁。这种历史的突然中断让人难堪。
三
到了1990年代末，在上海，年轻的作家重新开始对夜生活和性冒险感兴趣——仿佛是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一夜之间重新复苏了一样。对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他们曾被短暂地称呼为“70后”，直到这种说法被“80后”所刷新——来说，至少在想象中，除了要承担他们在文学上的野心和理想以外，写作还要承担他们证明梦想和自由生活的可能性的企图。正是因为有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在滋生着这些文学青年。
当年被评论界一致赞赏的《糖》也好，或是遭诟病最多的《上海宝贝》也好，都能让我们看到新生活景象。《上海宝贝》的文本是粗制滥造的，却很投合媒体的需要，并且真的引领了一段青春写作的潮流。通过无限放大自己的身体感觉，来实现对世界的简化的本能愿望，有一度成了一种压倒性的叙事姿态，在年轻女性作者中尤其如此。在她们的文本中，身体的欲望往往被夸张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这给人一种印象：这一代人的生活已经陷到一个泥潭里去了，一会儿很着急地想要脱身出来，一会儿还有点恋恋不舍在泥潭里放纵的滋味。
卫慧那个关于“新新人类”的著名说明，之所以在吊起了许多人暧昧的胃口的同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感，其实不在她所列举的特征，而是她得意洋洋的腔调，把这一代人塑造成了一个幼稚透顶又天生世故的城市怪胎。剥除掉卫慧习以为常的过多的夸张，他们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自怜自恋的情绪，和在城市生活中的幻灭心情，其实是许多“70后”共同的惯常形象。很多“70后”对城市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破口大骂也不乏其人。小市民庸俗的温暖，新兴的“中产阶级”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头脸，官僚阶层故作正经的嘴脸，成功商人在他们看来似乎和商业成就成正比的愚蠢程度，都是“70后”不遗余力反对平庸的绝好标靶。而大城市里可能出现的迷失，在陌生的消费人群中体会到的孤独，动荡不安的租赁生活，他们自我认定为城市里的波希米亚人——你看，这又是个我们的想象无法超脱历史和文化框架的说法——不管怎么样，这种自我认定安慰了城市生活者那急需安慰，但是却无法为别人所安慰的狂躁的心。
如果和那些把城市生活当做无所不在的性冒险的小说相比，可以明显看到它们与生于1950年代的知青作家笔下的青春的分裂。同样是讲述一个女孩子和老外的婚姻故事，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中，阿三握着那个带血的处女蛋时，她不可克制的泪水，与《上海宝贝》中对朋友的外国丈夫的欲望显然是不一样的。叙事者在《我爱比尔》中是一个旁观者，她目睹了悲剧。王安忆已经预知了一个充满泪水的结局，并且表达重新寻回尊严的可能。“70后”的叙事者不会把叙事与寻找尊严的事实联起来。在她们看来，这样一个无规则的生活本身已经与道德脱离了关系。何况，就算这一事实与道德有联系，那又怎么样？“所有的光明都在你的身后。”卫慧自嘲地说：“我背后的亮光不能够照亮我的生活。”“70年代后”从根本上摒弃了来自背后、反思的、已经过去的光明。
四
在韩东和他的朋友主持文学期刊《芙蓉》时，有一个栏目叫“重塑70后”。其中发表过一篇题为《情变》的小说，讲述了让一个摩梭族的少女受大城市的诱惑来到上海后，让这个大城市里不健康的、充满了暧昧气息的瘴气去熏染她。把她身上的自然生命气息物欲化，把她自由的性子规则化。让天性本就比一般人来得更自然的摩梭女孩，在大城市的气氛里变得世俗、令人厌倦。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老套，在叶辛的《上海日记》里同样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走出贵州大山来到上海的青年全小良、孙世杰、苗杉们，无论男女，是大学生还是打工仔，当他们一脚踏进大都市时，其中发达的景象、时髦的男女、莫可名状的神秘气息一下子就抓住了他们，他们下决心要在这片土地上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地。内心向上流动的渴望、现实生活的艰难、对自己的不自信、对已经落脚的人的羡慕，都在左右着他们随时滑向人生的暗道。当他们把经济落后、人际关系简单的乡村生活经验，拿到纷落复杂的大城市时，才知道这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于是有人疯了、有人被骗、有人坐牢。
“70后”中善于自制和早熟的代表人物是朱庆和。在他的短篇小说里，这个1973年出生的家伙把小人物才会遭遇到的破灭与荒唐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作品总让我想起朱文的小说。
在社会转型期的混乱的世界中，这种年轻的小人物的悲剧日益普遍，社会学家倾向于将其作为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应该付出的代价，然而往往忽视其中人性遭到现代化车轮无情践踏和扭曲的事实。事实上，如今在上海的大小公园，每天都能听到成群的中老年人唱红歌——很多人都是当年的知青。到底是一种复苏的美学精神在彰示自己的存在，还是他们在通过触及身上隐隐作痛的青春的烙印，以探寻一种存在感呢？知青笔下的青春已经随这代人的老去而渐趋成为往事，那么王小波那种尖锐、巧妙的文字，是否更能获得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呢？和王二相比，和小丁相比，和朱庆和笔下的青春故事相比，那些以展示放浪形骸为主旨的小说——不管他们出自哪个年龄层的作家相比，总显得相对幼稚和天真。
随着21世纪最初10年的经济繁荣，年轻人在面对现实时的挫败感被转移了，用尖刻的方式面对尖刻的现实突然变得尴尬起来，好像那是一种过时的东西。我印象中只有韩寒还在持续地写作这个主题。一些机巧的做法也就应时而生。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开始低龄化，文学变成了一种青春期的短暂现象，出版商也乐意推动这种青春文学的潮流——不仅有可观的利润，而且可以远离现实，避免可能的麻烦。我不愿意把郭敬明和韩寒对立起来——他们属于完全无法对比的事物，尽管他们的写作都可以划入青春书写的范畴。狮子和猎犬都有自己的青春，但他们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上——这取决于他们的观念，而非时间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