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不快的冬日，阿加莎患流感卧床休息。她感到无聊，只好反复玩一种游戏消磨时光。她母亲进来看她，建议说：“你干吗不写小说？”
阿加莎说：“我恐怕不行。”
她母亲反驳说：“你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她母亲说完，像往常一样出去了，五分钟后，手里拿着一个练习薄走进来：“本子开头几页记着要洗衣服的清单，后面还没有使用过，你现在可以用它来写你的小说了。”
在母亲的督促下，阿加莎开始在练习薄上写她的小说。
她的第一篇小说叫《丽人之屋》，接着又写了几个短篇。把稿子投出去，所有的稿子都退回来了，里面照例附着一张字条：“很抱歉……”
母亲建议她去请教当时已有一定名气的作家伊登•菲利波茨，后者认为她写作中透出某些灵秀之气，对话写得好，但还不够自然，作品中道德说教的成分也太多，并鼓励她继续写作。1914年圣诞节前夕，阿加莎结了婚。丈夫叫阿尔奇•克里斯蒂，是皇家空军上校，他的现实与阿加莎的浪漫恰成对照。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阿尔奇上了前线，阿加莎则参加了志愿救护队，在托尔奎红十字会医院的医房工作。药房工作有时忙碌有时闲暇，但不论干什么，都不能离开药房。阿加莎闲着无事的时候，便开始构思一部以投毒为题材的侦探小说《斯蒂尔庄园奇案》。在这部小说中，首次出现了著名的大侦探埃居尔•波洛。为了塑造这个人物，阿加莎颇费了一番心思。开始，她想把他写成一个青年学生，一个科学家，但都不满意。后来，她想起自己教区侨居的一些比利时难民，思路豁然开朗，“为什么不让一个比利时人来作书中的侦探呢？移民中各式人物都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已退休的警官？”波洛的形象就这样形成了：他是一个矮个子老头，秃顶，然而精明干练、思路清晰、善于推理。波洛这个大侦探的形象，在她以后的小说中出尽了风头。不过，这是后话。
阿加莎将小说写成，觉得全书无可改动时，就寄往一家出版社。但不久即收到退稿。退稿没有附加任何说明，稿子整整齐齐，一点皱褶都没有，显然没有人翻读过。她将稿子重新包好，又寄往一家出版社。这次，稿子在出版商那呆了大约六个月，又被退回了。她试着又投了两个出版社，结果一样。后来，她看到出版商博得利•黑德和约翰•莱恩新近出了两部侦探小说，觉得不妨试一试，便将书稿寄了去，不再管它。战争结束后，她和自己的丈夫住在一起，生了一个孩子，有了自己的居所，过上了甜蜜的生活。她对那包手稿所抱的希望和对写作的兴趣已经很淡漠了，也就在这时，出版商约翰•莱恩突然来了一封信，约她去谈谈。
约翰•莱恩的信迟来了两年多，但阿加莎还是去了。
约翰和她说起稿子：一些读了这部手稿的人认为还可以，也许能卖得出去，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比如最后一章中描写法庭的部分，与实际法庭相差太远，这会闹出笑话。他问她能否用其他形式收束小说，不然，就得找一位通晓法律的人协助修改。接着，他又谈起稿酬，出版社为一位无名作者出版作品，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最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合同，要她签字。合同规定：《斯蒂尔庄园疑案》出售两千本以上，才给作者一小笔稿酬；出版商拥有长篇连载和改编剧本的一半版权；作者以后的五部小说，只许寄该公司出版，并且稿酬只比第一部高一点……几乎像所有的文学新手一样，阿加莎认为只要能出书就行，没有考虑合同的内容是否合理，便欣然在合同上签了字。
1920年，《斯蒂尔庄园疑案》出版了，这部小说竟卖出去两千册。这对于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已很不错了。阿加莎受到鼓舞，也为了偿还出版商“五部作品”的债务，便一部一部写下去。
1926年，阿加莎发表了第七部侦探小说《罗杰•阿克洛埃德谋杀案》，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一举成名。从此，她的作品一直畅销，出版社争着出版，报刊抢着连载。但一直到1930年，无论在内心还是在行动上，她都没有把自己当一个专业作家。她有自己的丈夫、女儿，有自己的家庭。她以家庭主妇自居，至于写作，不过是她的副产品。每当需要填什么表格时，她总是在职业一栏自豪地填上“已婚妇女”几个字。
然而，正当阿加莎沉浸在家庭幸福之中时，丈夫却宣布要和她离婚。他爱上了别人。这对阿加莎是一个晴天霹雳。她一向信任丈夫，把他理想化，以至于未觉察他的感情变化。她拖了一段时间，希望丈夫回心转意，但阿尔奇决意离开，两人终于在1928年分手。
现实把柔情蜜意击了个粉碎，阿加莎除了自暴自弃，就是自强自立。如果选择前者，阿加莎这个名字便从世界文学史上消失了。幸亏她选择了后者，决心依靠自己手中的笔来谋生。
为了逃避记者和那些爱刺探别人隐私的人的纠缠，她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她乘坐过各种交通工具，飞机、火车、汽车、轮船、马车，甚至于毛驴。旅行中的异域风光异国风情，使她逐渐从不幸中摆脱出来，也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和背景资料。她侦探小说的不少情节，就发生在旅途中。她以平均每年一至两本的速度发表着作品。她的写作习惯，是典型的女性式的。她没有专用的写作室，其工作的全部设施只是一张结实的桌子和一台打字机。她不习惯于整日整夜地冥思苦想，而是让创作灵感自然而然地来临。当她沿着大街散步，或浏览某家商店，突然冒出一个构思，她就紧紧抓住这一构思，加以发展、充实。她手头总是有半打练习薄，随时把想到的情节或遇到的资料记下来。她总是在有了腹稿时才动笔。开始几周，往往艰难。她独处一室，口咬铅笔，盯着稿纸，或踱来踱去，感到无从下笔。但思路一旦打开，便不停地写下去，作品往往一气呵成。
阿加莎的创作态度比较严肃，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很深刻，但她从不以不健康的东西取胜。她的侦探作品，结构严谨，情节曲折生动，布局有条不紊，悬念层出不穷，人物形象也比较鲜明。她的主要作品有侦探小说《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云中奇案》《牧师家的谋杀案》《高尔夫球场谋杀案》《阳光下的罪恶》《斜屋》《去法兰克福的旅客》《命运之门》，侦探剧本《十个小黑鬼》《捕鼠机》《起诉的证人》等，此外，她还写了一些纯文学作品，如小说《巨人的面包》《未完成的肖像》。她一生以侦探小说著名，其侦探剧本也多由小说改编而成。侦探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自1841年爱伦•坡首创第一篇《矛格街凶杀案》，后经柯林斯的《月亮宝石》到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再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西方传统侦探小说发展到鼎盛的“黄金时代”，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则成了侦探小说的集大成者。从阿加莎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形成某一方面的文学才华，但这种才华，也极易被现实生活“吞噬”，如果我们充分重视自己的才华，并在创作实践中加以发扬光大，完全可以取得某一方面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