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鱼乐国”碑，至今仍是迷雾一团。
清乾隆《平湖县志》载《“鱼乐国”碑》考：“邑之水，西门外至界泾桥水港，又南至黄家桥；北至西林寺前，为前明冯氏放生河，董文敏公书‘鱼乐国’石碑（时在明万历十五年），迄今犹存寺侧。”（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两年后即万历十七年，董其昌才中进士。）
出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的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卒谥文敏。原是上海县董家汇（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因家境贫寒，又苦于重役，弃家远避，落籍华亭（今松江县）。他在十六岁时参加会试，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后因思慕金平湖的富饶，前来平湖“打工”，坐馆执教于西门豪绅冯大参家。所以博学多才、精通翰墨的董其昌在平湖书写了大量的毛笔字。他喜好书法，见纸无不濡染，冯氏“爱日堂”的匾额、楹联均出自其手，还因冯家老夫人的要求为西林寺的放生池别出心裁地挥毫题了“鱼乐国”三个大字。《当湖外志》：“董末第时，曾馆于我湖（西门内）冯氏。家贫，服白布单袍，兴至即书其上，久乃尽墨之。屏帏床帐，淋漓殆遍。既贵，始见珍。”又见《南吴旧话录》：“董玄宰特好临摹，馆平湖冯大参家，见纸无不濡染。”董其昌34岁时高中二甲一名进士，从此平步青云，从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直至礼部尚书。地位不断擢升，其墨宝身价飞涨，且难求董字！
但是，嘉兴南湖也有一块，与平湖这块相同，孰先孰后，说法不一。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太史董其昌督学江南来嘉兴，应时盛行放生施善，董太史觉得嘉兴以范蠡湖作为放生湖只是“一泓池水”，太小，因此建议把南湖作为放生湖，并手书“鱼乐国”三字，同年刊成石碑立于烟雨楼北，成为烟雨楼的名迹之一。嘉兴知府车大任撰写了《鱼乐国碑记》。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与起义军战于嘉兴城里城外，时烟雨楼被毁。烟雨楼被折时，“鱼乐国”碑石被石工盗卖给平湖某氏。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重建时，才追回这块碑石重新立于湖心岛。《烟雨楼史话》专门有一篇“鱼乐国”，写道：“鱼乐国碑是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所书。顺治二年(1645)烟雨楼被清兵所毁，成了瓦砾之场。碑石被盗卖给平湖某氏，到康熙重建时，才追回这块碑石。”吴藕汀还写道：“屠廷楫《滮湖即事》诗云：词臣故谒迈钟王，四十年来夜壁藏。不遇张华辨牛斗，丰成空自吐光芒。诗注云：鱼乐国碑，故明学士董思白先生所书。鼎革间，为石工窃售当湖民家。顷烟雨楼成，有官踪迹送至，因树故址。”吴藕汀考证后说：“鱼乐国碑址，车大任在《鱼乐国记》中只说‘鸠工勒石于烟雨楼头’，没有明确指出立碑的地方。据吴永芳《嘉兴府志》附的《烟雨楼图》看，这块石碑是立在烟雨楼大门的河埠，朝北的水岸边上。屠廷楫所说的‘故址’，应该是明代立碑的所在地了。”
然而，《平湖县志》载：“鱼乐国碑，在西门外西林寺壁间，明董其昌书。张志、王志云：嘉兴烟雨楼“鱼乐国”三字，相传，从此拓出摹刻者。”1834年陆增《鹦鹉湖櫂歌》之四十二云：“三字书传两处题，游鱼莫辨水东西。思翁妙笔重摹出，烟雨苍茫望不迷。”并注：“鱼乐国碑，在西林寺壁间华亭董其昌书。嘉兴烟雨楼下亦有此碑，后人摹刻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块约70×140厘米的石碑还砌在平湖西门外西林寺院三门外的墙中。后来建粮仓时还看能到这块石碑，但到1965年时就不知去向了。陈宰老先生当时曾特意关照主管建粮仓的林姓领导注意保护，但后来陈宰老先生特意到杭州去询问碑石去向时，林同志也已记不清了。估计还在白马乡间。
上世纪末有识之士提议在东湖大瀛洲（大湖墩）的湖中湖边上，重立了“鱼乐国”碑。但旋即因建叔同纪念馆而驱逐了它。倒是有文化眼光的平湖中学于2009年利用一块老石在自己校内的湖边又重立了一块“鱼乐国”碑，算是对平湖“鱼乐国”碑的补救！
其实名“鱼乐国”的水池还有杭州的玉泉。后晋天福三年（938），该寺院被吴越国定名为“净空院”。明代，净空院的泉池称为“鱼乐国”，用的是庄子与惠子观鱼濠上、争论人能否知鱼之乐的典故。至今，“鱼乐国”仍是临池赏鱼、羡鱼、逗鱼的绝好去处。
天台国清寺的放生池边竖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鱼乐国”三个大字，它也是明朝大书法家董其昌的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