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学校、老百姓的评价都在围着高考指挥棒转，今天的高中教育实际上有种被绑架的味道。”据该校校长透露，他曾以省评估专家组成员身份调查过不少高中。调查中他发现，高中学校开设的课程，依然是重高考，很多地区包括县市高中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非高考课程几乎没有开设。原因是：一方面高考不考，另一方面，建设一间通用技术实验室需要10万元左右。
在某大学自主招生射击冬令营中，某学生虽然获得全国第一名，但因与该大学的要求相差3环而被淘汰出局。学生打在靶子上的子弹像是打在一位高中老校长的心脏上——
招考指挥棒如何撬动高中教育改革
2012年岁末的加拿大基础教育考察，深深撞击着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校长陆云泉的心房。陆云泉感到震撼的是，在加拿大一所1200人的高中学校里，校长整天的时间是在学校里和学生在一起，他可以悉数叫出学校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而在中国，“我们校长不可能做到，他们更多是忙于教育之外的事情，中国的高中学校现在培养的是考生，而非学生。”
“高中教育改革改到深处，其实就是政府的行为和责任。如果现行的高中评价制度和高校招生制度不改，高中教育就难以走出应试怪圈！”作为我国南方某省最好的一所高中学校，每年全省文理科成绩前100名的学生基本都集中在该校，但由于2012年高考全省状元并没有出在该校，因此当地多位领导便责难该校校长，并要求今后三年该校要出状元。在这种现实之下，校长感觉压力巨大，甚至原计划要进行的教育改革也不敢贸然尝试。
校长们退缩的背后，反映了招生制度的改革跟不上高中教育改革需要的现实，它暴露出只限于基础教育领域、未触及到学生出口和入口问题的单项改革，难以真正拨正高中教育改革在应试和素质教育之间来回摇摆的天平准星。
今年，贵州省实验中学在没有专业教练员教师的情况下，好不容易将几个射击项目的学生培养成国家一级运动员。然而，就在不久前国内某著名大学组织的自主招生射击项目冬令营活动中，贵州省实验中学一名学生在全国30多个参赛学生中，虽然获得第一名，但因与该大学事先确定的选拔标准差了3环，最终这个学生被淘汰出局。第二天，学校又把这个学生带到上海某大学测试，也是因两环之差，与自主招生失之交臂。最后，学校准备把这个学生再送到湖南某大学继续测试，但经过几轮失败后，学生哭着表示没有了兴趣，最终彻底放弃自主招生，决定静下心来参加高考，争取考一个大专。
“每次想到这个孩子自主招生的曲折经历，我就感觉他打在靶子上的子弹，就像是打在我这个老校长的心脏里面。”年过半百的贵州省实验中学校长刘隆华动情地说。
如何弥合高中的育苗与大学选苗之间的裂痕，招生考试指挥棒在高中教育改革中如何发挥杠杆作用，无疑成了当前高中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要“动全身”就必须要牵动高中教育这一“发”。曾在大学做过10年招生工作的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王殿军建议，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国家要采纳几个数据，首先，高考必须发挥保底作用，就是清华、北大也不能突破一本线。其次，学业水平考试要严格化，学业水平考试必须全省统一组织，学生成绩统一进入省级数据库，高校在推荐录取时直接从这个数据库调出成绩单。同时，对于高中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可以给他们多种选择机会：一种选择是通过复习可以考状元，另一种是可以挑战性地选择AP课程提前学大学部分知识，或者像北京的翱翔计划一样，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做一些特别有挑战性的研究，每年高校自主招生期间，这批学生可向高校提出申请，高校再根据学生的平时学业水平测试和AP课程成绩确定这个学生将来是降到一本线，还是降60分、30分或10分录取，禁止高校自己组织文化课考试。这样，可以使那些有明显兴趣和特长的学生通过这种渠道进入大学，没有这方面优势的学生就去准备高考。
期待通过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带动高中教育变革的呼声，远不止这些。“早上，是学生记忆力最好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学生基本是在读外语。中国学生花在学习英语上的时间比花在学汉语上的时间要多得多。”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校长陆云泉说，“今后，完全可以把外语从高考中分离出来，实行社会化分期考试，这不仅可以极大减轻学生的负担，而且还能给高中教育改革留出一些空间，极大改善中国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农村和二三线城市优秀师资向中心城市集中趋势加剧，考试评价、教材内容设计多以城市为背景，在城市中心主义发展图景下——“洼地处”的普通高中向何处突围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版图上，黑龙江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省会城市的哈尔滨市，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倒数第一、第二的位置。客观的经济条件，让哈尔滨市三中校长赵文祥对于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有着更深的体察。
教育发展的现实确实需要建立教师在系统内的有序流动机制。但是，优秀教师向中心城市的单向流动，于办学者而言，有种刮骨疗伤般的切肤之痛。据赵文祥介绍，哈尔滨市三中在当地可以算是一所知名学校，有着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教师。可是，自2000年以来，他所在的学校有近20名非常优秀的教师流向了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
事实上，哈尔滨市三中并非孤例。不久前，记者在安徽、甘肃、河南、湖北等多省市数十所县市高中调查发现，这些曾经在当地名噪一时的高中，如今俨然成了许多省城、中心城市高中的师资培养基地。随之而来的是，这些没有区位和经济发展优势的县市高中，如今先后陷入优质生源少、优秀师资缺乏、办学经费紧张等恶性循环之中。
不单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这样的差异。实际上，在一个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丰富的区域之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心城区与郊区的高中学校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
现有1300多名学生的房山中学，位于北京远郊区县，是房山区建校最早的一所学校。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该校从生源上已沦为二三流的学校。
作为北京市督学，房山中学校长张丽华曾走访并调查过北京6个区县的教育发展状况。“我感觉不同区位所带来资金的差异，使城乡高中发展不均衡问题更为突出，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张丽华说，“前不久，顺义区教委一篇报告也谈到了与中心城区高中存在差距的问题。“作为北京远郊区县教育先进区、教育大区的顺义尚且如此，如果说，顺义的高中教育是在‘3层楼’，那么，我们房山还是在挖地基。当我们现在刚追上‘1层’时，顺义可能已经上到‘12楼’。但现实是，现在处于‘12层楼’的顺义高中教育也与城市中心区存在不小的差距。”
长期在一线的办学实践让农村及经济落后地区的校长们切身感到，除了因资金投入倾向和城乡社会资源不同而造成差异外，考试评价和教材内容设计以及优秀师资的流失，是造成城乡高中发展不平衡趋势进一步拉大的主要幕后推手。
“1977年恢复高考后，郊区教育与城区差距很大，经过30多年的追赶，农村孩子知道怎么去应试，知道怎么去应对高考，差距逐渐缩小了，但最近一些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包括教材、考试评价、规则制定在内的许多东西基本都是专家学者以城市生活为背景设计的。而受视野、见识等现实条件限制，农村及经济落后地区的老师和学生就处于天然的劣势。”张丽华说。学校生源和优秀教师两方面的城乡人力资源差距亦是如此。比如，在生源大战依然激烈的背景下，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是往中心城区流动；优秀教师也是向中心城区流动。
据张丽华介绍，从1994年起，她所在的学校就开始引进外省市大学生，2000年引进更多。在房山中学，几乎每年都有好教师没到合同协议期就流向中心城区学校。这些教师在城区进不了重点高中就进二流高中，这样，城区一些过去是二流的高中，因为有了成熟而优秀的师资迅速强大起来，而被流出学校的代价就是“我们永远在发展之中”。
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认为，流水不腐，师资流动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教师协议期刚满或未满就流走，确实是当前很多普通高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从道理上说，协议期未满就流走是不道义的，需要有一种制度予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当前，村级学校的教师流到镇级学校，县城好教师流到省城学校，中心城市郊区好教师流到中心城区学校，已成中国教育人口的一次大流动，而且流动有加速的趋势。“我认识的很多外地名校长、名教师这几年都跑到北京来了，北京成了一个优秀教师的聚宝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想来想去，我觉得当前可以采用的办法是，建立教师人才的‘转会’制度。按照流动去向进行分级，比如一级流动、二级流动，教师流动到哪个地方，流入地就得向流出地学校支付相应额度的‘转会费’”。朱永新说。
类似的难题，还有很多。当前的关键是，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高中教育，如何冲破现有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思路，以综合改革的视野来破解当前面临的这些难题，这将是高中教育改革无法回避的新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