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但当乾元二年底杜甫漂泊到四川后，他审视诸葛亮的角度就发生了转变。不再一味地艳羡他的风云感会，而是看到了他壮志未酬、身先殒落的悲剧性一面。这种心态转变可从他一到成都就去拜谒武侯祠时所写的《蜀相》中看出来：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前两联“柏之森森”、“草自春色”、“鸟空好音”的环境描写，一入手就渲染出一片凝重肃穆、人去屋空的凄清之感；颈联凝炼地概括了诸葛一生的匡时雄略和报国深衷；尾联则把自己对诸葛亮新的理解淋漓尽致地倾泻出来。清人金圣叹说：丞相受眷于先，并效忠于后，虽不能混一天下，成开济之功，然老臣之计、老臣之心，则如是也。……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日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
明人王嗣奭曰：（孔明）乃以伊、吕之具，出师未捷，身已先死，所以流千古英雄之泪者也。盖不止为诸葛悲之，而千古英雄有才无命者，皆括于此，言有尽而意无穷也。
杜甫自小立志高远，“窃比稷与契”；再加上他生活的前期是“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的“开天盛世”，因此，在他看来，稷契之梦的实现只是唾手可得之事。然而，他在长安耗费十年时间寻求入仕途经，却只勉强得一卑职；他为了国家中兴大业上疏直谏，却被视为琯党而遭外放；残酷的现实使他不能不正视稷契之梦的破灭。在委屈、等待后，他只好弃官而去。他是在几近绝望之下流落到成都的，因而一见到诸葛祠庙，那无法排遣的深悲剧痛就喷涌而出了。诸葛虽说得遇明君，但他呕心沥血的“兴复汉室”宏愿在有生之年同样没能实现、赍志而没；岂不和自己终身不用，无由实现稷契之梦一样是人生的最大憾恨？于是，那“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剧痛就油然而生，老泪纵横地唱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令千古壮志未酬的志士仁人扼腕叹息的哀歌。正是杜甫有了这种切身的人生体验，所以当他再度审视诸葛亮时，才发现了诸葛的人生悲剧，仇兆鳌说：“能以吊古之情，写用世之志，足令千年上下，英雄堕泪，烈士服膺”可谓的评！
这种心态在大历元年初到夔州时写的《武侯庙》、《八阵图》中也有所显露：
武侯庙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
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前诗先写祠庙周遭环境：年久失修，丹青脱落，烘托出一片荒凉破败的萧瑟氛围；接着由身后的凄凉又联想到他生前那忠勤报国、披心沥胆的忠贞义行；在这前后不成比例的鲜明对照中，一股深深的哀情弥漫于字里行间。这样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杰出人物，犹不免最终消逝于滚滚历史长河之中！杜甫势必会同时联想到自己的人生遭遇，他一生“窃比稷与契”，矢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却终身坎壈不遇，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岂不和诸葛亮身前身后的凄凉同一性质吗？
后诗前两句从全局和具体两方面赞颂了诸葛亮一生的丰功伟绩。但后两句的情调就与此迥然不同，周锡韛先生说：“后段睹‘阵’怀人，为武侯功业未竟而叹惋，犹《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意。”可谓深悉其旨。据刘禹锡《嘉话录》所记：夔州西市，俯临江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犹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漾，大木十围，枯槎百丈，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荡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
这历经数百年长江洪流的冲击却依旧岿然不动的八阵图石堆，似乎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遗恨的象征。金圣叹说：
“八阵图”，垒土作八行，在鱼复浦平沙上。……设此隐以制东吴寇蜀之路。盖东和孙权，北拒曹魏，乃孔明三分胜算。……而不谓关羽奋一朝之勇，失之于先；先主又逞一击之忿，失之于后。……其至今遗恨者，不亲吴而欲吞吴，究反被吴所败。其失孰甚焉？失阵图之意，而空存阵图之名，非孔明之遗恨而何？
即使诸葛亮一生智慧超群，创造了这一神奇莫测的军事阵图，但终因不能劝阻刘备的吞吴盲动，使其联吴抗曹的战略计划遭到破坏，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成了千古遗恨。另外，据学者分析，诸葛亮的遗恨还不仅仅在此：身为一国之相的诸葛亮在这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竟然不能阻止曾称得到他“犹鱼之有水也”的刘备，并悲叹“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矣”，言外之意，刘备这时已不再信任他，他的谏言根本不会被采纳。王夫之曰：
谈君臣之交者，竞曰先主之于诸葛。伐吴之举，诸葛公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公之志能尽行于先主乎？公之大节苦心，不见谅于当时，而徒以志决身歼遗恨终古，宗泽咏杜甫之诗而悲惋以死，有以也夫！
王夫之还说：乃武侯且表于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项，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粟，以负陛下。”一若志晦不章、忧谗畏讥之疏远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先主之疑，盖终身而不释。……不然，公志自明，而奚假以言明邪？
身为一国之相而须防猜避嫌，足见其同刘备父子关系的疏离。子夏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处此嫌疑之地，纵有丹诚忠谋，也终难为人信用！非遗恨而何！“精神还仗精神觅”，杜甫所以能发现孔明如此深幽难言的苦衷，可说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安史乱中，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叛军占领的长安逃向皇帝所在地——凤翔。对此，黄生说：“公若潜身晦迹，可徐待王师之至，必履危蹈险，归命朝廷，以素负匡时报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确实道出了杜甫此行的真实动机。肃宗有感于他不畏生死投归的忠心，授予他左拾遗，担当起了拾遗补缺的职责。当月，宰相房琯因受门客牵累被罢相。他认为因小事而罢免朝廷重臣实在不妥，因此犯颜直谏，以为“罪细，不宜免大臣，竟至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后经张镐等人相救，杜甫才免遭不测。房琯事件后，“帝自是不甚省录”，并把他目为房琯一党，开始冷落他。乾元元年六月，随着房琯等人的贬黜，他也被外放。他的忠心换来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打击，正可谓忠而见疑、忠而被弃。这些当时不易明言的幽愤在杜甫后期的诗作中还是有所发露的。如其《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即知肃宗后来对杜甫的态度，及杜甫当时的愤懑无奈；《忆昔二首》其一曰：“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伤痛肃宗失德，李辅国与张良娣持权禁中，朝纲不振，贻误战机，给后世留下无穷后患，等等，在这帮昏君佞臣所掌握的朝堂里，杜甫的一腔报国热血只能付之东流。岂不与诸葛之不被刘先主信任，使他“兴复汉室”的忠贞夙愿半道夭折一样是人生之最大憾恨吗？泣诸葛，乃自悼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