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盟的质量指标具有整体性。欧盟将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创造一个最具活力和竞争力欧洲社会的重要措施。欧盟的质量指标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完整体系。在内容上，质量指标是一个整体，它涵盖的人数、年限、学业等状况，基础技能与信息技术技能、科学与技术的学习状况，教师与培训者的知识、供需状况、普通群体就业与弱势群体就业状况、人力资源的投入状况，进入VET的便捷状况等，形成了教育与培训提供者、受训者、学业、教师、投入、就业、机制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在学校体系上，职业教育的质量指标涵盖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基础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基础，基础教育的学习年限、科目、成绩对职业教育与培训有直接的影响。在欧盟，国家之间的教育体制不尽相同，在中等教育阶段，有些国家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分开的，分属两个教育体系的，如德国，有些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分设，同属一个教育体系，如英国。因此，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无法截然分开。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采取在高中阶段教育中渗入职业教育课程。因为有研究表明，如高中阶段能够提供高质量的VET课程（初级职业教育与培训，即IVET），将有效地提高高中阶段的毕业率，而且，大多数早期离校者比率较低的欧洲国家，其学生中参与VET路径的比率都高。[24]欧盟把培训与教育并列，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其名词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职业教育与培训)明确地传达了其终身教育理念。1995年欧盟发表了《教与学：迈向学习的社会》(Teaching and Learning: Towards the Learning Society)，强调教育、培训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终身学习有助于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提高就业力(increased employability)与自我实现(personal fulfilment)的实现。2002年欧盟理事会在《教育与终身学习》中将终身教育定义为从“学前阶段到退休后的教育与培训，包括所有的正规、非正规及非正式的学习”。[25]欧盟质量指标涵盖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将终身教育理念变成现实，对监控培训质量，提升培训的理论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四、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指标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VET质量指标。过去二十年来，特别是里斯本会议之后，欧盟VET质量大大提高，其中质量指标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指标不仅是一项重要而且复杂的政策，同时也是影响、提高质量的关键，是改进培训体系与结构的关键。借鉴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成功经验对提高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教育与培训和就业处在一对两元不对称的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教育与培训具有本地域性的特点，即受教育的主体总是在其户口所在地接受教育与培训，主体所受教育年限与教育质量受到本地域条件的限制，因此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输出（output）具有不均衡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教育的关心、认识程度的差别导致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差距甚大，因此教育与培训的质量互相之间相距甚远。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具有很强的他地域性特点。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就业市场是开放的，非农业劳动力的最大市场集中在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监测，2006年进城务工农民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跨省流动总量的87%。 [26]这说明很多劳动力远离了自己受教育与培训地就业。 行业、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劳动力标准，即用工标准是统一的，从教育与培训质量低地区来的求职者的竞争力便不如教育与培训质量高的地区。这便是教育与培训的本地域性与就业的他地域性的不对称矛盾，这种现象在于高中阶段（含中职）以下的劳动力中普遍存在。全国相对统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指标可以缩小各地区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差别，实现教育公平，并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
有数据显示，弱势群体参与就业的比例微乎其微，包括残障人士、受歧视群体或具有其他社会问题者，其失业比率比大大高出其他群体，受教育程度低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一部分年纪大的工人失业。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约有2.1亿人，其中到2007年10月接受过阳光工程培训的只占转移出来劳动力的5.4%。[27]城市下岗工人和大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高弱势群体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关键在于提高他们本身的素质。建立弱势群体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指标体系，有助于提高弱势群体就业能力，确保社会公平。
我国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离完成工业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传统工业和新型工业将长期并存。十七大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传统工业和新型工业都要求提高高劳动者素质，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关键。
要缩小教育与培训质量差距，提高弱势群体的就业率与就业质量，实现传统工业与新型工业的工业化，有必要用统一的指标、采用质量保证措施均衡地提高VET质量。
（二）构建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指标的原则与主要内容。
1.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指标构建的原则。构建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指标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要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质量指标的构建应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一致的原则。国家要有长远发展规划，对经济、社会、就业、教育与培训等进行总规划。职业教育与培训应确立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它是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充分就业、社会和谐的关键措施。质量指标不仅评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实效性，而且是监控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规划进程的工具。其次，应坚持质量指标的目的性原则。质量指标是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质量指标不仅有助于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效率与效能，而且有助于提高职业教育培训制度的明析性。它不仅使职业教育与培训可测量、可评价，而且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经验成为可交流的模型。第三，质量指标的构建应坚持可行性原则。质量指标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政策最基本的原则是必须可行。在我国，由于经济水平、民族习俗、教育基础等原因，政策所调整的社会问题和目标群体不同地区之间有差异。质量指标本质是有价值观念的评判工具，应力使指标代表着国家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因此在制定指标时除参考OECD，联合国及一些职业教育与培训成功的国家或地区的指标外，很重要的就是要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采集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经验、数据，再进行综合平衡，使指标能够得以执行。第四，质量指标的构建应坚持整体性原则。质量指标的构建应将质量指标贯穿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应用性本科教育），提升非学历性培训的地位；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内容性指标与保障性指标整体考虑。第五，质量指标的构建应遵循动态性原则。经济社会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比较低，对工人的技术、技能要求不高”，而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传统岗位增加了高新技术的含量，传统单一技能型工人难以适应原有的岗位”，“知识经济使生产方式更柔性化、分散化，使服务业内容由一般的商业、运输等向信息服务业、知识产业发展，提升了服务业的内涵”[28]。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不仅能提高技术本身的内涵，拓展技术的外延，而且会引发新职业的产生和传统职业的消亡，导致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指标内涵与外延变化。
2．质量指标的主要内容。从提高质量教育与培训质量看，应从以下方面研究开发质量指标。
第一，职业教育与培训师资指标。教师与培训者是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的关键因素。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师资包括公共课教师和专业理论教师、专业实训教师、培训者。可以从以下方面监控这一指标：劳动力市场上合格教师与培训者的供需情况，反应了职业教育教师与培训者职业的吸引力；教师与培训者取得高等级职业资格的比例；教师与培训者在同类型教育中的学历比例；教师培训的投资；教师运用ICT进行教学的比例等。
第二，学习年限指标。学习年限反应了一定地区的文明程度，一定程度上也是个体知识与技能体现，对个体就业有比较大的影响，它包括工作年龄段中受教育的平均年限；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普及率；辍学率等。
第三，学生基础技能指标。学生基础技能是学生个体未来发展的基础，因此对于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它包括：学生读写水平、学生的数学水平、学会学习、学生获得ICT资格等级状况，这些方面将对学生进入社会后，对学生的后续发展有较大影响。
第四，技能状况指标。职业教育与培训包括了培训，即非学历教育。高技能人才在工作年龄段人群中的比例，学校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而职后培训则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员毕业或结业5至10年后成为技师、工程师的比例；雇员在工作岗位运用技能的状况，雇员创造性地运用所学技能是教育与培训成功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