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孔乙己的故事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的问题，也反映了书本知识与实际能力的矛盾，后者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存在的问题。曾晓东说，这里面有个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矛盾问题。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短期目标是清晰的，长期目标却很含糊。“试卷的测试至少80%的内容是基本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可能只有20%的内容测试的是创新型思维方式。这80%的内容如何得到呢，就是熟练，不出错。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反复训练变成了一个最佳的途径。反复训练可以拿到80%的分，另外20%太难了。二是细心，因为女孩子细心，所以现在普遍女孩子比男孩分高。由于男孩发育晚，很难在小学阶段实现有效地重复和仔细、不出错。”曾晓东说。
“我的孩子也与大家的孩子一样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的孩子与学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孩子总问‘你为什么让我用如此乏味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学校让家长配合，我深刻地理解了老师的做法，它是建立在很多孩子失败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曾晓东说，“这种方式是最佳的掌握基础知识的方法，并且能够保证达到升学目标的。但是，这种短期目标的达成与长期目标是有矛盾的。我们说，你先考一个好中学呀，然后考一个好大学呀，然后呢？大学毕业了呢？于是很多家长说，那就考研究生呀。然后呢？”
“从长期目标来看，希望这个孩子有能力上的品质，但从短期目标上看，压抑了他能力品质的培养，使他能够平稳地不冒险地通过整个筛选过程。这是两种理性在打架，一是短期理性，一是长期理性。大学毕业了，突然焦虑了，不知道孩子该干嘛了。如果站在大的角度来说，中国现在变化太快，使得家长不敢稍微松懈一点，不敢冒险。因为一旦冒险遭到淘汰，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因为变化太快，人们认同长期目标，因为长期目标是没有用的。”曾晓东说。
曾晓东认为，经济的多样化，教育体制的多样化，才能扭转这种局面，才能树立更多的案例，让人们明白能力的重要性。我们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国家，这个过程当中，多样化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高中教育多样化的战略目标很难实现，原因有四点，一是高中教育要受高考的制约，这是有形的制约；二是缺少多样化体制的依附，大家都是公立学校体制，怎么能多样化呢；三是缺乏财政的支持，投入的渠道单一；四是缺少人力资源的支持，绩效工资没有真正的实现。统一的规范化的公立学校制度必然导致教育的一致性。
曾晓东还说，“因为基础教育单一，大家老说基础教育。我说，不要再折腾基础教育了。基础教育的老师和学生都挺好的，他们都很努力。应改谁呀，应改革大学了。大学是一种精神的代表，是一种社会风尚，一种管理体制，它如果能改的话，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升学率已成为教育领域的GDP
前不久，针对中小学教育中存在学生负担重、择校热等问题，由国务院参事室等部门主办的“为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教育论坛在京举行。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朱慕菊表示，我国高考招生制度、中考招生制度都属于高利害的选拔、淘汰制，具有激烈的竞争性，成为我国教育体制的显著特征。“升学率已成为教育领域的GDP。任何政绩观的产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来源于体制性的、根源性的导向。”朱慕菊说，升学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只剩下分数。凡是不能用分数衡量的重要教育价值，如健康、道德、人格、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可以忽略。她认为，不良竞争体现在体制层面、政策层面、管理制度层面、措施层面，因此，扭转不良竞争，政府可以大有作为，需要系统介入、系统解决。例如，要求各级政府建立明确而详细的教育质量政绩标准，淡化竞争性的教育政策，规范、治理以升学率为导向的教育管理制度等。
据统计，中小学生日均睡眠只有7小时37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教授褚宏启表示，由于过度追求升学率，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睡眠也严重不足。“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图片，高三的一个教室的黑板上有一副对联，叫‘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意在鼓励学生加班加点”。
在北京，超半数小学生参加补习班。近年来，北京参加电脑排位的比例逐年降低。共建生、择校生等以权择校、以钱择校的途径逐渐合法化，择校的规模越来越大。无权势者只能靠强化奥数、考证、特长而“以优择校”。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应试教育和择校热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两大痼疾，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应通过“规范办学行为、调整小升初政策、缩小学校差距、改革办学体制、社会监督、教育问责”等进行治理。
